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中，不是通过提高消费、投资或者净出口在总需求中的比率（毕竟这三者的比率不可能同时提高），而是通过提高总需求的水平来刺激经济的，理论上，可以同时提高消费、投资及净出口这三者的水平。

销售行为规范中，再次强调不得提供含有刚性兑付内容的理财产品介绍，提示客户"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预测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乃是对逐渐打破银行理财刚性兑付，实现由理财向资管转变的监管引导。该文要求银行按照单独核算、风险隔离、行为规范、归口管理等要求开展理财业务事业部制改革，并给出了改革时间点的要求。

在投资行为规范中，强调了投资组合管理、评估和流动性风险应急预案建立的重要性，这其实也是资产管理领域的理念。市场对此项规定的解读很多，包括如何绕道云云。此举的意义在于，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推动理财业务向资产管理业务转型，推进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发展。只要能做到这两点，则通常情况下，产品间调节收益的需求会被大大减弱。而开放式产品可以仿效开放式基金，采用净值法，每日公布净值，投资者自行选择申购或赎回。

当前中国的商业银行的收入仍旧以利差收入为主，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较低，上市银行可以达到20%左右，非上市银行则只有10%左右。拥有一定的人员聘用权，相对独立的考核、激励机制。如果说"股票市场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的话，中国股市应该对近期宏观经济数据的些微改善做出正面反应。

而中国经济自2010年1季度见顶后（年同比增长率为12.1%），基本上是一路下跌，至今也有16个季度。这从很多经济数据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由于宏观经济的走势是影响上市公司整体盈利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虽然对个股而言不见得是决定性影响），GDP增长率上升一般会改善企业盈利及投资者预期，反之则反是。中国股市与经济出现了严重背离吗？ 其实不然。

虽然我们相信中国在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有相当大的潜力，但五年时间毕竟太短了，它们不可能在五年内快速发展到足以弥补低端制造业迅速衰落所导致的就业和产出缺口。因此，即便这些行业中的许多上市公司也采用"以量取胜"的商业模式，它们依然可以在这些高速成长的市场里实现盈利的高增长，而不一定受到宏观经济整体减速的明显影响。

虽然这些通过外延式、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获得高盈利成长的企业并不见得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企业"，但它们在行业的快速上升周期中依然可以为股票投资者提供丰厚的回报。当然，企业转型的速度和经济增速下滑的速度孰快孰慢尚不得而知。2003年，当上届领导人上任时，中国的人均GDP仅有1300美元，中国尚属于一个低收入国家，因此需要一个高增长的策略来迅速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去年秋天召开的"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放松管制、简政放权、发展混合所有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为加速企业商业模式的转型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宏观与制度环境。

  中期：等待上市公司商业模式的转型 然而，根据同样的逻辑和过去几年的经验，如果中国经济增速在今后2-3个季度的企稳回升只是一个多年下降周期中的短暂回暖，那么中国股市的反弹也不会太持久。坦诚地说，在中国经济出现这两个重要拐点时，中国股市对经济拐点的准确"预测"或"确认"要远远领先于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人士。既然这些国家的股市可以创出历史新高来，为什么中国股市不能在一个虽然减速、但依然高达6-8%的经济增长环境中走出一个可持续的牛市来呢？ 在我看来，中国股市与欧美股市的这一差异，主要来自于上市公司商业模式和盈利能力的差异。因此，新一代领导人必须通过降低经济增速来"买时间"，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转型，避免中国经济在其第二届任期内（2017-2022）出现重大危机。

鉴于本轮"稳增长"措施始于"两会"之后的3月中下旬，不出意外的话，经济增长在今后两三个月里企稳回升应该可以期待。在人均GDP从1300美元上升到6100美元的过程中，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国际竞争优势在逐步削弱，但整体而言，中国依旧属于一个中低收入国家，依然能够保持住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世界工厂"的地位。

"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的新一代领导人上任了，他们面临与上届领导人迥然不同的政策目标和竞争压力。虽然中国经济每年都能实现7-10%的高增长，但中国股市的表现却远远不及经济增长接近停滞、而且曾经深陷金融及债务危机的欧美等国的股市。

虽然宏观经济整体增速下滑难以避免，但许多新兴行业的发展前景广阔，市场占有率或渗透率还很低，这些行业的销售金额还在高速成长。因此，随着GDP增速的不断下滑，素质最差的企业（表现为毛利率低、重资产、固定资产折旧和固定成本摊销大、债务负担重等）将首当其冲地落入亏损区域内，而素质最好的企业则有可能在GDP增长率降到零甚至负增长时依然保持盈利、甚至保持盈利增长。今后几年，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成功转型的话，那么中国股市的可持续上涨也是可以期待的。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不同企业的经营模式不同、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经营效率存在差异，企业盈利能力对GDP增长率的敏感性也不尽相同。但中国股市自2009年以来的表现令投资者失望。应该讲，这一策略的实施是非常成功的。

具体而言，它们需要改变"以量取胜"的商业模式，降低企业盈利对经济增速的敏感性，使自身能够在经济增速放缓时依然保持盈利增速的稳定甚至提升。相比之下，欧美等国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则更多是"以质取胜"。

由于投资者对于保证中国企业"盈亏平衡点"的最低经济增速缺乏信心和共识，但对中国经济增速在中期的进一步回落却确信无疑，因此，股票投资者如履薄冰，而谨慎的投资者自然会"用脚投票"。概括而言，由于商业模式的差异，欧美国家的很多上市公司可以在GDP只有1-2%的增长（甚至零增长）时维持企业盈利的稳定或成长，而绝大部分中国上市公司的盈利在GDP增长率低于5%（或更高）可能就已经负增长甚至亏损了。

这主要是因为，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真正关注的是上市公司的盈利前景，股价反映的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来盈利折现值的预期。从过去几年的经验看，"稳增长"措施从推出到见效往往需要3-6个月的时间。

但经济增长率下滑时，企业盈利的恶化也是剧烈的（如过去几年）。在这种商业模式下，即便GDP增速仅有1-2%，很多上市公司依然可以保持盈利的增长。2009年8月以后，上证指数再次进入下行周期，至今已近五年时间。即便在市场已经饱和或存在过度竞争的传统行业中，也不是没有投资机会。

这迫使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来扩大产能，导致其固定成本（尤其是折旧和利息等财务成本）增长迅速，反过来又要靠销售的高增长来摊销。难道中国股市不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吗？如果是的话，股票市场还在等什么呢？ 在我看来，就短期而言，股票投资者还在等待更多宏观经济数据的改善，经济增长是否真正企稳回升还需要更强有力的数据确认。

这些具有核心竞争力（如产品、技术、创新能力、营销方式和渠道、较高的准入门槛、以及严谨而进取的管理层、内控机制和企业文化）的"好企业"反而有可能穿越周期、借助市场的整合而做大做强。而到2012年底，当接力棒传给新一代领导人时，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6100美元。

比如，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达到6124点的历史高位后，开始了长达一年的下跌。  自上而下看中国股市的前景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股市过去数年的疲弱表现，应该是反映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减速的预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企业盈利大幅度下降的担忧。

对很多欧美的上市公司而言，可以保证盈亏平衡的GDP增长率的底线也许是零甚至是-1%或-2%。上市公司必须与时间赛跑，加快商业模式的转型，才能躲开亏损的陷阱。但对大多数中国的上市公司而言，这一底线也许是5%或6%（甚至更高）。不过，这个转型实属不易，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种担忧是不无道理的。而事后证明，中国经济增长正是在2007年3季度掉头向下，开始了长达7个季度的下跌。

届时，中国的银行业和金融体系也会受到冲击。因此经济走势的变化会直接影响股价的整体表现。

  也许是因为"稳增长"措施初见成效，5月份的宏观数据显示出经济企稳的迹象。应该说，这一转型早已开始，近几年也在加速。